《胡适与＜红楼梦＞百年阅读》阅读答案-俞晓红

　　中国古代小说每每被视为史余、史补而受轻视，大方之家每不屑道及。“戊戌变法”前后，一些较早接触域外文学文化的知识分子，基于小说可以化民成俗的认识，开始译介欧美及日本的小说，并充分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用。梁启超首倡“小说界革命”，他肯定了小说的“载道”功用，以小说为文学之“最上乘”者，适应了晚清维新派改良群治的愿望。兼之借助日渐兴盛的报纸刊物等快捷面广的传播媒介，动摇和瓦解了以往歧视小说的正统文学观，使得小说的译印和创作风起云涌。这就改变了中国文学场域的格局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。

　　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，一些有新思想、用新方法的学人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对古代小说开展了学术研究。1918年3月15日，胡适首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作了《论短篇小说》的演讲，讲稿修改后发于《新青年》。该文虽只6000余字，却昭示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研究的系统性。不过让胡适付出更大热情的是中国章回小说的考证研究。1920年8月，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汪原放标点版的《水浒传》，胡适撰写的《水浒传考证》置于卷首作为前言。此后8年中，胡适先后为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等章回小说撰写了20余篇考证及序跋文章。

　　在胡适的系列考证中，影响最大的首推1921年5月置于亚东版《红楼梦》卷首的《<红楼梦>考证》。《红楼梦》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，可能难以与流播久远的世代累积型经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相比，但因其精神内涵丰富，艺术表现高妙，题材与格调更适合文人读者的口味，所以程甲本问世后，它便受到读书人阶层的群体青睐。中国的读书传统一向是文史不分家，读者习惯以史家笔法来阅读小说中的人和事。《金瓶梅》问世之初，即有诸多有关本事的传闻，《红楼梦》问世之后更是如此，因其开卷

　　第一回写出甄士隐、贾雨村两个有符号意味的人物，脂批道是 “真事隐”去、“假语存”焉，导致不少读者以 “微言大义”的方式揣测《红楼梦》究竟隐去了什么本事，因此便有了“和珅家事” “张侯家事”“傅恒家事“明珠家事”等各种说法。最初它们不过是民间茶余的传闻、文人酒后的谈资，直至1914年王梦阮、沈瓶庵《红楼梦索隐》，后又附《红楼梦》以刊行，“索隐”旗帜由此 高张。1916年蔡元培发表 《石头记索隐》，次年又以单行本行世，将 “索隐”往前又推进了一步。蔡元培是一位翰林出生的宿儒，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，曾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在当时教育界、文化界威望颇高， 胡适亦以“领袖”称之。以蔡元培这样的身份、声望，论述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政治小说， 赋予它以重大的内容，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价值和影响。

　　“隐”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写作策略，也是传统史学与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。无论是孔子的春秋笔法，还是屈骚的香草美人，都有“隐”的成分在。因此《文心雕龙》专设“隐秀”一篇，与“比兴”“夸饰”等并举，以“文外之重旨”来解释“隐”的内涵。有文本之“隐”，也就有研究之索“隐”。“索隐”由此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之于文本的一种解读方式。“隐”是作者层面的写作手段，“索隐”是读者层面的思维方式和解读途径。即此而言，《红楼梦》索隐派试图从小说文本表面的字里行间演绎、求索出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，实际上是沿袭了传统学术的解经思维。既然作者说“真事隐去”，那就一定有隐去的历史真相，索隐派孜孜以求的，就是要将这真相找出来，以使自己的阅读与接受符合传统学术的解经轨道。然而胡适的考证，却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思维方式。

　　胡适对古代小说的考证，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。一是对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世代累积型小说采用历史演进法，主要考察小说的历史演进情况;二是对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这类个人创作的小说，则侧重考证其作者与版本。在20多篇古代小说考证及序跋文章中，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诸多作品的成书过程、版本之间的关系，考证了不少古代小说作者的生平事迹，大多数工作是开创性的。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考证用力最勤，成就最高，影响也最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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